渤海湾畔的丰碑

——重读百年“永久黄”那段令人难忘的历史

作者：李寿生    

久大盐田

　永利碱厂

　　丰碑，在大地;

　　丰碑，在心底。

　　大地的丰碑，价值可以衡量;

　　心底的丰碑，价值无法计量，

　　但却实实在在，口口相传……

　　——题记

　　在辽东半岛和山东半岛相对遥望的怀抱之中，湛蓝平静的渤海湾就像一颗明亮的宝石，镶嵌在两个半岛郁郁葱葱的海岸线上。日夜奔流不息的海水浪花，默默地记载着历史发展的荣辱和变迁，深情地预示着未来美好的追求与梦想……

　　在“十三五”规划刚刚起步的初夏，我又一次来到了渤化集团天津碱厂(即现天津渤化永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面积不大的企业发展历程展示厅。面对眼前一幅幅陈旧的历史老照片，一件件珍贵的斑驳老物件，一卷卷发黄的线装老资料，中国民族化学工业发展的历史足迹又一次在我眼前浮现，化工前辈百折不挠、实业报国的精神又一次给了我心灵的冲击震撼，民族化学工业先驱范旭东先生的追求、胸怀和远见又一次给我了神圣的精神洗礼。站在历史和未来的交叉点上，面对新时期“京津冀”战略全面实施的冲锋号角，我浮想联翩、心潮澎湃、感动不已。

　　实业救国 创建“永久黄”

　　自鸦片战争以来，清末政府腐败无能，中华民族积贫积弱，在帝国列强弱肉强食的宰割中，多少志士仁人发出了救国图强的呐喊：民主救国、文化救国、军事救国、政治救国……在众多的救国呐喊声中，中国民族化学工业的先驱范旭东先生发出了“实业救国”的呼喊，一穷二白，艰难起步。从此，范旭东先生就踏上了一条为民族化学工业奉献终身的创业之路!

　　范旭东先生是湖南湘阴人，1910年毕业于日本京都帝国大学，1912年归国，在当时的财政部任职。1913年范旭东先生到欧洲考察盐政时，看到国外盐业在自由贸易的前提下蓬勃发展和技术先进的制碱厂，就萌生了回国创办中国人自己制碱厂的宏愿。

　　制碱必须要有原料：盐。1914年7月20日，范旭东先生就在海盐丰盛、交通便利的天津塘沽创建了久大精盐公司。为了筹集建设资金，范旭东先生采用了西方现代企业的运作方式，将公司注册为“久大精盐股份有限公司”。中国民族工业的起步，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支持。到1915年4月18日召开久大第一届股东大会时，已经收到股本金41100银元。在这些股东中，有时任北洋政府财政总长的梁启超、参政院参政杨度、北洋陆军检阅使冯玉祥、北洋政府总统黎元洪、直系军阀首领曹锟、清华大学校长周寄梅、农商部长刘霖生等。鲜为人知的共产党早期政治活动家、革命烈士柳直荀的夫人李淑一也是久大精盐的股东之一。1925年底，久大精盐的年产量达到了62000吨。久大公司“海王星”牌精盐的市场影响力逐渐扩大。

　　办盐厂是为了办碱厂。在成功创建了久大精盐厂的基础上，范旭东先生又积极开始了筹建制碱厂的活动。创建碱厂的第一道难题，就是盐税太重。制碱如不免税，就难以起步。范旭东先生亲笔给政府致函，请求政府给予制碱用盐免税，同时又请久大股东、担任北洋政府参议院参议兼总统咨议、政府税务处帮办的黄锡铨，利用其在政府的地位和关系反复协商，几经周折，在1917年10月9日终于获得了盐务署批准工业用盐免税的新政。范旭东激动地称之为：“此为我国2000年盐史之第一次”。

　　第一道难题解决，第二道难题随之而来，制碱技术又成了拦路之虎。当时独霸世界的苏尔维制碱法，对外绝对保密，一点儿也不公开。为了解决制碱技术难题，范旭东亲自出资委托陈调甫先生，在美国学习制碱并在美国招揽技术人才，负责碱厂设计。陈调甫先生为了完成碱厂设计任务，在美国历尽了艰辛，吃尽了苦头。终于在1919年请到了一位美国顾问工程师窦凡尔博士，由他牵头负责并邀请了5名在美国留学的中国学生帮忙。

　　有了一个工作团队，设计很快完成。在聘请帮忙的5位留学生中，就有正在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制革专业的侯德榜。陈调甫与侯德榜“交虽不久，相知甚深，有如昆弟”，陈调甫热情邀请侯德榜加盟中国永利，并向范旭东先生举荐侯德榜担任永利碱厂的技术主任。范旭东对侯德榜的才华和学识倍加赞赏，当即决定邀请侯德榜先生为永利碱厂的总工程师。1920年秋天，陈调甫先生带着全套图纸回国，受命主持永利碱厂的施工和设备安装工作。1924年8月，中国第一个大型碱厂建成，陈调甫不仅在碱厂设计、建设上禅精竭虑，贡献卓著，更是在荐贤用人上以大局为重，高风亮节。范旭东曾称赞陈调甫：“荐贤有功，应受上赏。”

　　在碱厂建设施工的过程中，范旭东先生深深地感到，苏尔维制碱理论上看似简单，实则步步艰辛困难，技术问题几乎成了道道关口。为了解决一道道技术难题，也为了解决长远发展的技术储备，1922年8月，范旭东先生又做出了一个重大决定：在永利碱厂实验室的基础上，成立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并聘请美国哈佛大学毕业的化学博士孙学悟为社长。这是我国化学工业发展史上第一个厂办科研机构。他在《创办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缘起》一文中讲道：“第近世工业，非学术无以立其基，而学术非研究无以探其由。”范旭东先生认为，要发展中国的化学工业，“无论如何，科学基础必得从切实研究，不计成败，不拘缓急，一步步前进才能建立。”范旭东先生在讲到研究社名称时曾深情地说道：“我们把研究机构定名为‘黄海’，表明了我们对海洋的深情，我们深信中国未来的命运在海洋。”“黄海”研究社成立后，紧紧盯住久大、永利公司技术发展的需求，研究出了一大批有影响、有质量的研究成果，不仅对久大、永利的发展起到了重大推动作用，而且还在国内外学术界产生了极大地影响。

　　1942年8月15日，在“黄海”研究社成立20周年的庆祝活动时，范旭东在外地未能出席，但他给孙学悟社长发来了热情洋溢的贺电：“记得当初扶起‘黄海’这个小宝贝，老兄异常高兴，曾经说过，愿意拿守寡的心情替中国抚养他，这话一转眼20年了，我始终觉得太沉重。现在孩子大了，老兄平日教他有志趣，有骨头，有向学的恒心，有优良的技术，他一点点都做到了，丝毫没有使老兄失望，这绝不是偶然的。人生如其说应当有意义，这总算得了人生的意义，况且继往开来，还有多数志同道合的社员在。”

　　“黄海社”成立以来，不仅广揽贤士、培育人才，而且，在范旭东、孙学悟创造的这种宽松向上的研究环境中，涌现了一大批像方心芳、魏文德、王培德、赵博泉这样的年轻人才，后来都成为新中国化学工业管理部门和企业的负责人。就连周恩来总理都称赞说：“永利是个技术篓子。”新中国成立后，看到新中国蓬勃发展的新气象，“黄海社”董事会申请加入中国科学院。中国科学院于1952年2月29日以(52)院调字第0680号公函同意接管“黄海社”，同时将“黄海社”改名为“中国科学院工业化学研究所”，任命孙学悟为所长。

　　从1914年久大精盐公司的成立，到1949年1月17日塘沽的解放，“永久黄”3个团体整整奋斗了35年。它的每一步发展都充满了奋斗的艰辛，同技术、装备和管理的探索，同政府官僚的博弈，同英商卜内门公司的竞争，“七七事变”后率众入川，艰难西迁……“永久黄”的横空出世、“永久黄”的顽强发展，不仅预示着中国制碱工业的起步，拉开了中国民族化学工业艰难发展的大幕，而且也为中国近代工业发展竖起一座永久的丰碑!它的意义，正如范旭东先生1928年在永利碱公司第五届股东会议上所讲：永利的事是“应当做”的，现在的国家，如果自己不能造酸制碱，就算没有办化学工业的资格;没有这个资格，就算不成其为国家。我们常说创办制碱工业，将近非有“超人的精神”是不能成功的。它的技术艰深，全世界不过42个厂，其中4/5是属于一个系统的，它们严守秘密，办事人都是终身服务，后起的工厂想要延聘真正有经验的人帮忙，是很不容易的。

在久大建厂第一个30年时，范旭东先生还十分动情地讲道：“30年间久大的成就，在本身业务上的表现，还远不如间接的来得伟大。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在化工学术上的贡献，永利化学工业公司在基本化工界的业绩，永裕盐业公司在国际经济战线的胜利，荦荦大端，足够惊人。这在国内都是创造，在当时没有一件不是国家所不理、社会所不谈的……就是我辈伙计，躬逢其盛，亲眼看到他们弟兄，个个头角峥嵘，又何尝不欢欣鼓舞，与有荣幸!”

1926年，“红三角”牌纯碱荣获美国费城万国博览会最优等奖。

　　“永久黄”的巨大成就，在当时的中国足以让每一个国人倍感自豪。1926年8月，在美国费城举办的万国博览会上，首次参展的“红三角”牌纯碱，一举夺魁，荣获博览会金质奖章，这是中国参加万国博览会的工业产品第一次获此殊荣。据史料记载，从清末到民国时期，以民商、公司及政府名义共参加了16届世博会。在16届博览会上，中国曾经获得过两次金奖：第一次是1851年“荣记湖丝”获博览会金奖，第二次是1915年“贵州茅台酒”获博览会金奖。这两个金奖都是手工艺品、农副产品。永利的“红三角”获得金奖，不仅填补了中国工业产品获得国际金奖的空白，而且更让世界刮目相看的是，博览会评委称“红三角”纯碱是“中国近代工业进步的象征”。

1922年8月，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成立。

　　久大精盐厂生产的“海王星”牌精盐

　　求贤若渴 成功全靠“人助”

　　事业都是靠人干的，成功全靠“人助”。范旭东先生曾多次讲道：古今有力有心的人，只因生不逢时，厄于环境的，何可胜数?我们应当切记勿忘，莫忽略了“人助”这个因素，贪天之助是自取灭亡之道。“永久黄”的成就得益于范旭东先生的用人，范旭东先生的用人显示了范旭东的胸怀。范旭东先生用人有许多生动的故事，最典型的莫过于对美籍工程师李佐华和大家熟知的侯德榜的使用。

　　1921年侯德榜在美国为永利碱厂设计图纸和采购设备时，认识了美国著名制碱厂的机械工程师李佐华。侯德榜回国后，推荐永利公司聘请李佐华为总工程师。1922年，李佐华来到了中国。当时中国的化学工业是一片空白，永利碱厂建设初期极缺工程技术人员和一线操作工人。李佐华到永利公司后，以他多年的技术和管理经验，给公司的机械、化工、电工等青年技术人员授课，指导现场操作训练，培养出永利碱厂以至中国化工界第一批专业技术人员和操作工人。

　　李佐华认真勤奋的工作态度和作风给永利公司上上下下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时永利碱厂的现场主管对李佐华的评价是：“永利制碱最后成功乃至增产扩建，为我化学工业树立基础，他虽客乡，应亦首功之利。”1924年第二个聘期内，李佐华将在美国的亲属全部接到中国，全身心地投入到永利碱厂的事业中。直到1928年，永利碱厂生产全部正常，李佐华聘期已满，永利碱厂决定不再续约。李佐华举家回美国时，范旭东先生携家眷及总公司同仁热情欢送李佐华全家，并在总公司门前合影留念。

　　1931年，永利碱厂又提出了增产纯碱、烧碱和小苏打的计划，范旭东先生亲笔给远在美国弗吉尼亚州的李佐华写信，再次聘请李佐华到永利公司工作。这一次，李佐华一直工作到1936年抗日战争爆发的前夕。在李佐华的主持下，很快就完成了日产纯碱200吨、小苏打20吨的增产设计，建设进度和质量也都收到了预期的效果。项目建成后，李佐华又按照范旭东先生的要求，进行了纯碱日产250吨扩建设计和重质碱改造的工程设计。

1935年，随着国民政府同意南京硫酸铔厂开工的进度，李佐华又被范旭东先生聘请为铔厂的总工程师、总监工前往南京工作。当时铔厂除了聘请李佐华先生外，还聘请了两位美籍氮气工程师。由于3位美籍工程师在一些工程技术方面的意见不一致，李佐华写信给范旭东请求调离，范旭东立即给两位美籍工程师发信调查具体原因。当他了解了真实的原因并作了具体调解后，范旭东亲自给李佐华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写道：“据我所知，氨厂和酸厂的每个人，不论是高级职员还是普通员工都非常赞同您的观点和决定，而且所有的人非常钦佩您的忠心和积极工作的态度。我真诚地希望您不要犹豫，同往常一样继续履行职责，如有不满意的地方，我希望您能坦率地告诉美国同仁，我相信他会尽可能使您满意。”对于范旭东的真诚态度和协调能力，李佐华非常钦佩。他立即给范旭东先生回信，表示收回离开铔厂和回美国的想法，继续为永利服务。直到中日战争一触即发之际，在美国政府通电所有美国侨民必须在1936年10月底之前回美国的决定后，李佐华才在11月初完成他手头工作离开永利碱厂回美国。

　　1945年3月，在中国抗日战争即将胜利的前夕，美国总统罗斯福根据中美双方协商的意见，派出一个由各行业专家组成的20人代表团，协助中方“战时生产局”指导后方工业，代表团中担任化工专家的就是李佐华。代表团一到中国，李佐华就同永利取得了联系。代表团在中国工作了两个月后回国，李佐华也一同回国。同年8月，在范旭东的授意下，永利公司再次聘请李佐华到中国为永利服务，从1945年11月1日开始，聘期3年，并任命其为建设、安装、设计工程师。

　　李佐华从1922年开始为永利公司整整工作了15年。1945年，当他最后一次来华时，他已是60多岁的老人了，他对中国充满了感情，他为永利起步建设并走向发展壮大贡献了毕生的精力。1948年10月，李佐华离开了他眷恋的永利回到美国。永利人是这样表示对这位美国朋友纪念的：“在中国制碱历史上，他是一个出过大力的人，至今永利老同仁极为怀念，是铁的事实。”

　　在永利公司发展史上，范旭东先生用人还有一位值得大书特书的就是侯德榜。侯德榜对中国制碱业有两个重大贡献，一是打破了苏尔维制碱技术70年的垄断和封锁，揭开了纯碱制造技术的奥秘，使苏尔维制碱技术成为全人类的共同财富;二是创造了中国独居特色的“侯氏制碱法”，使全世界为之震惊。从1916年范旭东决心以盐制碱，到1926年永利生产出合格纯碱，经历了整整10年。这10年间，他们克服了制碱技术、设备、工艺等方面的诸多难题，敢于向垄断世界制碱业的卜内门公司挑战，他们坚持的唯一信念就是：一定要建成中国自己的化学工业!

　　1924年3月，永利碱厂开始生产纯碱，由于生产运行不稳定，重碱不能及时干燥而不能连续生产，生产出的纯碱呈现红黄色或淡红色。为了解决这一难题，侯德榜在生产现场逐一工段、逐一设备进行分析研究，最终发现是碳化塔等设备腐蚀生锈的问题。经过一系列的设备改造和设备更换，1925年的春天，色碱的原因被彻底找到并初步解决。但由于干燥锅自身的问题，生产一直无法正常进行。为了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难题，侯德榜多次与范旭东协商后，决定到美国购买干燥锅，并进一步考察美国的制碱技术。侯德榜在美国采购了当时最先进、美国各制碱厂已广泛使用的圆筒回转型外热式干燥锅。这一重要设备的改进，在永利发展史上起到了关键的转折作用，从此生产进入了平稳有序的阶段。1926年6月，永利碱厂生产出洁白合格的“红三角”牌纯碱后，在范旭东的授意下，侯德榜开始整理10年来永利公司在制碱过程中，特别是在工艺技术、化学反应、设备制造、生产控制、操作参数等方面的经验，进行了科学系统的归纳和总结。

　　1931年8月17日，侯德榜带着基本写好的手稿离开塘沽来到美国。在美国，他进一步将手稿修改完善，并定名为《纯碱制造》。1933年，凝结着侯德榜等创业先辈智慧和汗水的《纯碱制造》(英文版)由美国化学会正式出版。此书一经问世，立即受到世界化工界的广泛关注，美国《化学文摘》对此书全文登载并向全世界传播。侯德榜在书中将苏尔维制碱方法完整、系统、全面地介绍给世人，博得了世界学术界、工业界的尊敬，奠定了他作为世界著名化学家、世界制碱权威的崇高地位，也充分显示了中华民族兼善天下的传统美德。

　　抗日战争期间，“永久黄”西迁入川。在建设碱厂的过程中，遇到了意想不到的三大困难：一是四川当地井盐的价格昂贵，比塘沽海盐贵几十倍;二是苏尔维法制碱原盐利用率太低，仅为70%~75%，成本压力巨大;三是大量生产废液处理的难题。当时世界上又出现了一个纯碱生产的新工艺——“察安法”，它的最大优点是原盐利用率高达90%~95%，而且不产生废液。但这个方法仅在德国有小规模间断生产。为了解决当时生产的诸多难题，范旭东以常人所没有的胆量，决定放弃苏尔维法，采用“察安法”。他掷地有声地讲道：“因此抱定宗旨，情肯不做，做就做好，做就做成。对于工程设计，一定不惜再付代价，力求上进。”1938年，范旭东委派侯德榜到德国学习考察和设备采购，没想到德日两国早已暗中联盟，百般刁难，虚以应付，甚至提出丧权辱国的条件。侯德榜终止谈判，愤然回国，下决心自主研究新法制碱。

　　在当时的战争状态下，材料和仪器极度紧缺，范旭东先生决定将实验室迁到香港，侯德榜在纽约进行遥控指挥。侯德榜对试验要求十分严格，整个试验设定十几个条件，每个条件重复做30次，循环试验500次，分析了2000多个样品，研究人员每天工作12小时以上。在将近一年夜以继日的反复、扎实试验下，试验工作取得了重大突破。侯德榜的试验不仅发现了“察安法”的缺陷，修改了所谓的“定论”，而且还进行了不少重大的改进，通过侯德榜的自主研发，一个新的制碱方法已悄然形成。为了表彰侯德榜新法制碱的功绩，1941年3月15日，在侯德榜不在场的情况下，范旭东亲自提议将新法命名为“侯氏碱法”，并在第二天同永利碱厂众多同仁联名致函，向太平洋彼岸的侯德榜表示祝贺!

　　1943年秋天，范旭东和侯德榜在永利川厂进行了新法制碱连续性半工业化的试验，结果不足百天试验成功，证明了“侯氏碱法”的优越性。这一方法合理利用氨碱两厂的废料，既提高了原盐的利用率，降低了成本，又免除了排放废液的难题。它的设备比苏尔维法减少1/3，纯碱成本降低40%，一套工艺流程生产两种产品，投资和成本均大幅度降低。在全民抗战的极端困难时期，“侯氏碱法”的成功，不仅极大地振奋了民族的精神，而且还开创了制碱技术的新纪元，在世界制碱史上树立起了又一座丰碑!

　　由于侯德榜在制碱技术上的突出贡献，1943年，英国皇家学会化工学会授予侯德榜博士名誉会员荣誉。这一天，永利公司在塘沽为侯德榜举行了盛大的庆祝会。范旭东发表了“中国化工界的伟人——侯博士”热情洋溢的讲演。他说道：“在战时后方，开这样一个盛会，祝贺他得到世界荣誉。这在中国化工史上，应该是最光荣的一个节日。”范旭东先生还特别强调：“侯先生谦虚自牧，绝不居功。去年3月厂务会议，全体同仁一致赞同命名为‘侯氏碱法’，纪念他的创作。在战时中国化工界，有这样成就，识者叹为奇迹。古人有言：得人者昌。永利之所以在化工界能够有些许成就，中国化工能够跻上世界舞台，侯先生之贡献，实当首屈一指。”

　　范旭东在永利事业的发展中 ，紧紧抓住“人助”这个根本，使用了一大批精英人才，包括“大管家”余啸秋、“黄海”掌门人孙学悟、为人师表的傅冰芝，还有一大批政府要员、文人学者、社会名流……“人助”既体现了范旭东先生的胸怀，也体现了范旭东先生的人格、智慧和魅力。

　　“四大信条” 培育企业文化

　　从1914年兴办久大精盐厂开始，到1926年生产出合格的优质纯碱，以至后来事业的鼎盛发展，一些不良情绪开始在公司蔓延。工作懈怠、铺张浪费、贪图安逸、索求待遇、争名夺利等问题时有发生。面对这些问题，范旭东先生和领导团队明察秋毫，多次商讨解决的办法。范旭东先生意识到，要实现发展中国实业、服务社会这一最终目的，要走的路还很长，面临的困难还很多，必须要凝聚团体的力量，抱有共同的信念，朝着共同的目标为之奋斗。

　　1934年3月20日，范旭东先生亲自在《海王》期刊上发表了《为征集团体信条请同仁发言》的文章。他在文章中写道：“凡欲做番事业，必定要有一个组织健全的团体，因为团体行动的力量是很大的……要统一团体意志，必要有团体信条。”他还在文章的最后，殷切地写道：“希望本篇发表之后，凡属本团体同仁，无论职员、工友都认真地看一遍，并请详加考虑，把各人所感到的，一条一条地写出来。”为了搞好信条征集工作，公司还成立了“征集信条联合委员会”。联合委员会提出了团体信条的两个原则：一要提纲挈领;二要简明切实。

　　范旭东的建议和文章得到了广大员工的积极响应，大家踊跃投稿。用《海王》编辑的话来形容：“琳琅满纸美不胜收。其中有好些是关于个人修养的……然而都是聚精会神、严密思考的产物。”在广大员工集思广益的基础上，最后由范旭东先生亲自提炼制定了“永久黄”团体“四大信条”：

　　(一)我们在原则上绝对地相信科学

　　(二)我们在事业上积极地发展实业

　　(三)我们在行动上宁愿牺牲个人顾全团体

　　(四)我们在精神上以能服务社会为最大光荣

　　“四大信条”全面、精辟地概括了“永久黄”团体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思想、观念、作风、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使“永久黄”团体同仁有了共同的价值观念和信念标准。“四大信条”公布后，《海王》期刊每期都有醒目的字体刊登，一直延续到1949年9月20日《海王》停刊，历时整整15年，在整个公司起到了潜移默化、深入人心的教育作用。

　　“四大信条”一经面世，也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如潮好评。不少教育家、学者、新闻界人士不断来信赞扬，并在《海王》期刊撰稿。上海、杭州、南京、汉口、广州等地的工商企业、科学工作者、大学生等也纷纷来到永利、久大、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参观学习，有的希望取得经营管理技术方面的经验，有的则希望参加团体的工作。

　　在“四大信条”讨论、提炼的过程中，范旭东先生有一个很值得我们称道和学习的做法，就是企业信条要让广大员工充分参与和讨论，他把这一过程当作每一个员工自我学习、自我总结和自我教育的过程。他认为，凡是员工自我参与的东西，贯彻起来一定自觉。范旭东先生在《讲话和听话》一文中这样写道：“言者心之声，人既有感觉，叫他不说出来是不应该的，也是绝对不可能的，并且人一多了，一个说一句，就要庞杂起来，所以庞杂也是不能免的。最好是顺着本性，说者尽管说，听者尽管听，我们只把说和听的方法改善，使它归纳到利最大弊最小的境地。我想最简单可行的方法，就是到了应该说话的地方，如会议席上，就千万莫缄默不语;应该听的话，如多数有识者的意见，就千万莫随便忘记。讲话和听话虽说是一件极平常的事，然而其中大有方术和研究的必要!”

永利烧碱厂生产的“红三角”牌烧碱

　　　南京硫酸铔厂生产的肥田粉

　　“十厂计划” 彰显远大抱负

　　作为实业家，范旭东先生一刻都没有停止过发展实业的步子。从“永久黄”不间断地改造扩产，到天津至南京的工厂布局;从纯碱到硫酸的产品延伸，到抗战胜利后的“十厂计划”，充分彰显了范旭东先生的远大抱负和创业激情。

　　1943年9月26日，面对抗日战争即将结束的形势，范旭东又一次致函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化工建设，直接关系国防农工，国人属望之深，殆无其比。”并极有远见地看到：“窃维战后工业建设，经纬万端，为争取时机，必当及早准备，尤以国外设计采购部分为重要，一旦停战，各国势必倾全力于复兴，彼时器材之迫切需要更甚于现金。”在信中，范旭东提出了具体的“十厂计划”。同年10月7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亲自批复：“原则可行，希先与孔副院长及翁部长切商具体办法呈核可也。”

　　范旭东先生提出“十厂计划”的具体设想是：“第一厂塘沽碱厂，第二厂南京硫酸铔厂，第三厂五通桥深井与新法硝酸肥料厂，第四厂南京塑型品厂(电木厂)，第五厂株洲水泥厂，第六厂青岛电解烧碱漂粉厂，第七厂株洲硫酸铔厂，第八厂南京新法碱厂，第九厂上海玻璃厂，第十厂株洲炼焦厂。”

　　1945年9月11日，永利公司迎着抗战胜利的喜讯，再次呈文战时生产局：“现在抗战胜利结束，必当争取时机加紧建设，以符国策。公司原拟计划，拟即逐步进行，以树立中国化工之基础。”谁能料到，1945年10月4日，一次急性黄疸病无情地夺去了年仅62岁的范旭东先生的生命。伟人的不幸去世，给永利公司、给世人、给中国民族化学工业留下了无尽的遗憾!当时，正在重庆谈判的毛泽东主席得知范旭东先生的噩耗后，亲笔为范旭东先生书写了“工业先导，功在中华”的挽联。

　　据说，1949年8月5日，毛泽东主席邀请侯德榜先生到中南海促膝长谈。侯德榜给毛泽东主席详细汇报了范旭东先生的“十厂计划”，毛泽东对“十厂计划”表示高度赞赏。毛泽东在会见结束时对侯德榜亲切地说：“革命是我们的事业，工业建设要看你们的了!希望共同努力建设一个繁荣富强的新中国。”

　　　历史从来都是激励现实的一面镜子。只有经历过艰难困苦的民族，才会对民族复兴充满如此强烈的渴望;只有遭遇过列强凌辱的国家，才会对强国之路充满如此坚定的追求。今天，曾经创造过历史辉煌的渤海湾，又一次迎来了伟大复兴的历史机遇，大渤海湾经济圈、京津冀一体化发展、石油和化学工业强国跨越等一系列战略的推出，使安宁平静的渤海湾又一次掀起了生机勃发的春潮。

　　具有百年历史、拥有行业光荣传统的天津渤海化工集团，面临着整体搬迁和转型升级的历史任务。他们正在以敢为天下先的精神，在天津南港工业区305公顷和1300米的海岸线上(一期)，规划着“十三五”期间“盘活两化、优化结构、开发南港、再创辉煌”的宏伟蓝图。全力实施“两化”搬迁暨渤化南港基地建设、优化提升渤海化工园区和精细化工基地、稳步推进内蒙古能源化工综合基地三大历史任务。

“两化”搬迁总投资将近300亿元，将建设四大产品链：一是甲醇制烯烃产品链，建设2套年产能180万吨甲醇制烯烃装置，每年产出62万吨乙烯和76万吨丙烯;二是乙烯下游产品链，建设年产80万吨乙烯法聚氯乙烯、30万吨聚乙烯、6万吨环氧乙烷和4万吨表面活性剂项目;三是丙烯下游产品链，建设2套年产30万吨聚丙烯、20万吨环氧丙烷和45万吨苯乙烯联产及10万吨聚醚项目;四是氢气综合利用产品链，建设年产10万吨双氧水项目，同时配套建设公用工程、码头罐区等辅助设施。整个工程建成后，可实现销售收入约230亿元，年均利润总额26亿元，年税金17亿元，项目建成后内部收益率可达10.42%。

这是一次脱胎换骨的转型，也是一次跨度巨大的升级。明日的天津渤海化工集团将告别昨日以传统基础化工原料为主导的陈旧面貌，走向一个以高端化、差别化、绿色发展、可持续发展为主要特征，以新材料和精细化工为核心产品的崭新集团。

　　历史绝不会在我们这一代人手里中断，传统也绝不会在我们这一代人手中失传!辉煌的历史将会在这里重现，光荣的传统将会在这里焕发，创业的精神将会在这里升腾，骄人的业绩将会在这里再谱新章!

　　渤海湾啊，渤海湾，历史的丰碑将会在我们这一代人的奋斗中高高耸立!

　渤海化工园鸟瞰全景图　

注：1、李寿生，现为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会长、党委书记

2、此文转载于2016年7月4日《中国化工报》